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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简介

发布时间:2017-03-14   来源:韩城市政府网站   作者:郭月   编辑:管理员 A A+

  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(前145年-约前86年),字子长,左冯翊夏阳(今陕西韩城)人,生活在西汉中期,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。一部《史记》,使他成为彪炳史册、千年仰慕的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,被称为我国继孔子之后,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的伟大巨人。

  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自述远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,夏、商二代,重黎氏世世代代主管天地。到了周代,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为战功显赫而为大司马,于是便以司马为姓氏。司马氏在周宣王时任史官,主管周史。

 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,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学者,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,著有《论六家要旨》。这是一篇富有学术和政治意义的论文,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。对于独子司马迁,司马谈充满了慈爱与期望。在对司马迁实施启蒙教育中,司马谈首先向其灌输继承史官家学的愿望与责任,这种强烈的愿望与责任,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。其次,有计划地引导儿子学习古代典籍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云: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,语气充满了自豪感。司马谈对儿子的熏陶培养,还表现在司马迁二十岁的壮游上,此次壮游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进行的。

  二十岁的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在这次壮游中,司马迁广泛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和各地的物产、风土人情,还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上古历史的传说及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,为他后来写作《五帝本纪》、《屈原贾生列传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孔子世家》、《孟尝君列传》、《樊郦滕灌列传》、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,便入仕做了郎中,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的游历——奉使巴、蜀以南之游。司马迁考察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风土民俗,为他后来写作《西南夷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司马迁第三次游历是扈从汉武帝之游。元封元年(前110年),汉武帝从长安出发,东行到泰山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典礼。司马迁作为皇帝的扈从,跟随汉武帝登泰山封禅,“出长城,北登单于台”,又东至碣石、辽西。在这次北游中,司马迁考察了我国北方、东部许多地方。这些经历,为他后来写作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武帝本纪》、《齐太公世家》、《蒙恬列传》、《封禅书》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汉武帝元封元年,司马谈去世。司马谈在临终前,“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:‘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,典天官事。后世中衰,绝于予乎?汝复为太史,则续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岁之统,封泰山,而余不得从行,是命也夫,命也夫!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’迁俯首流涕曰:‘小子不敏,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,弗敢阙。’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这一席司马谈去世前夕“所欲论著”的临终嘱托,是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的力量源泉之一。

  三年之后,司马迁承袭父职,任太史令,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,准备撰写一部通史。汉武帝太初元年(前104年),司马迁与唐都、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“太初历”,该历法改以正月为岁首,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。

  天汉元年(前100年)苏武出使匈奴被扣,武帝发兵讨伐匈奴。李陵为将,请“自当一队”。天汉二年(前99年)十一月,李陵出击匈奴,遭遇匈奴的大军,由于寡不敌众,李陵战败投降匈奴。消息传来,武帝为之食不甘味,听朝不怡。那些平日赞赏李陵的人们也纷纷落井下石。司马迁认为,李陵“其为人自奇士,事亲孝,与士信,临财廉,取予义,分别有让,恭俭下人,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畜积也,仆以为有国士之风……” 出于对武帝的忠心和公心,出于对李陵的同情和偏爱,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,被捕入狱,被判死刑。司马迁为了著作《史记》,自请宫刑而忍辱苟活。天汉四年(前97年),司马迁被赦出狱,任中书令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云:“迁既刑之后,为中书令,尊宠任职。”中书令比太史令职位高,但在汉代这个职务都是由宦官担任。司马迁之所以一定接受这个职务,因为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,这是他完成《史记》写作所必不可缺的。《史记》中许多史料来自于皇家所藏图书档案。

  关于司马迁的死年,史无明载,人们的看法也不统一。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司马迁大约死于始元元年(前86年)。

  在古代中国,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,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腐刑。司马迁因李陵之祸,惨遭腐刑,这对富于进取、热衷于建立功业的司马迁来说,无疑是最悲惨的命运。他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,但又认为自己还未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,于是司马迁在常人难以承受的个人遭际中忍辱负重,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《史记》的写作。

  《史记》全书一百三十篇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。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。《本纪》是“天下”统治者的事迹,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王迹所兴,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……著十二本纪,既科条之矣。”;《表》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,“并时异世,年差不明,作十表。”《书》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,“礼乐损益,律历改易,兵权山川鬼神,天人之际,承敝通变,作八书”;《世家》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,“二十八宿环北辰,三十辐共一毂,运行无穷。辅拂股肱之臣配焉,忠信行道,以奉主上,作三十世家。”;《列传》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,“扶义倜傥,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,作七十列传。”《史记》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、相互补充,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这种著作体裁被称之为“纪传体”。

  《史记》的产生是中国历史学的里程碑。《史记》在史学领域,被称为“实录、信史”,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列为前“四史”之首,与《资治通鉴》并称为史学“双璧”。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史圣,与司马光并称“史界两司马”,与司马相如合称“文章西汉两司马”。后来的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等史著仿效纪传体。清人赵翼说:“司马迁参酌古今,发凡起例,创为全史。本纪以序帝王,世家以记侯国,十表以系时事,八书以详制度,列传以志人物,然后一代君臣政事,贤否得失,总汇于一篇之中。” 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,从此纪传体成为史学的主要体裁。从《史记》一直到《清史稿》,一共二十五部纪传体正史,四千零四十二卷,洋洋四千五百万言,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,从不间断。

  《史记》是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,它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里程碑。《史记》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长处,吸收了抒情文学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等的精神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,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。《史记》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。就散文而言,《史记》的写作技巧、文章风格、语言特点,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。唐宋八大家、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、清代的桐城派,都高举学习《史记》的大旗,把它视为古文典范。中国的古典小说与《史记》有不解之缘,小说的许多题材都是《史记》提供的,《史记》是小说的土壤和武库。《史记》的审美观念、艺术手法也对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、辞赋以及抒情文学等都与《史记》有密切关系。

  《史记》又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。《史记》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学、农业、宗教、建筑等各个领域,其内容包罗万象,博大精深。

  在中国历史上,司马迁与《史记》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,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。

  第一,《史记》第一个建立了中华民族是统一的、多民族组成的这个概念。司马迁曾向董仲舒学习《春秋》,他不但接受了“大一统”的思想,而且将这种思想体现到历史编撰之中。据《五帝本纪》记载,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无不出自黄帝,据年表、世家,夏、殷、周三代君主,列国世家(包括吴、越、秦、楚在内),无不源于黄帝。司马迁提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,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,他就是黄帝。几千年来,中华民族以“黄帝子孙”或“炎黄子孙”自居,对实现民族的团结与统一,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。就是现在,“黄帝子孙”这一纽带仍然把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  第二,不朽的民族精神。《史记》一书借历史人物来显示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精神。积极进取,建功立业;团结,奋斗,拼搏;坚忍不拔,战胜挫折;勇于改革,敢于革命;崇尚德义,追求独立人格等等,这种民族精神具有永久的生命活力。在《史记》中,司马迁通过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形象,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体验,从而为世人树立一种精神榜样。因为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,体现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,体现着正义于邪恶的斗争,体现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。

  司马迁的著作,除《史记》外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还录赋八篇,均已散失,唯《艺文类聚》卷30引征《悲士不遇赋》的片段和有名的《报任安书》(即《报任少卿书》)。《报任安书》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,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,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。《悲士不遇赋》也是司马迁晚年的作品,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“没世无闻”的愤激情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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